“新聞輿論”是通過新聞手段反映公眾意見而形成的輿論，而“輿論導向”則是指對于社會輿論加以引導，使之向著預期的方向流動。

　　“輿論”一詞原意是“公眾的意見”（注1），“是由組成公眾的個人觀點的集合構成的。它不包括一群特定的人群所持有的所有觀點，而只是那些關于特定公眾的問題或情況的觀點。”（注2）我國多數學者將“輿論”視為公眾的“共同意見”。

　　輿論向來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社會力量。梁啟超在《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一文中開宗明義地寫道：“凡欲為國民有所盡力者，茍反抗于輿論，必不足以成事。”（注3）意思就是說，愿為國為民盡力謀事者，不順應輿論就不足以成功。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對待輿論的認識，不只是簡單地順應和適應，更要知其特性，善加利用。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后性。”（注4）這種破舊立新的輿論宣傳，當然必須是大張旗鼓的，因為輿論具有高度的社會性，輿論形成后，可以形成一定的輿論氛圍，具有精神制約的效力，從而發揮較大的社會影響。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輿論是一種“普遍的、隱蔽的和強制的力量”（注5）。同時，輿論也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因為輿論的主體（公眾）在表達意見時，往往缺少完整性、系統性和深刻性，這一特性就給輿論引導帶來極大的可塑空間。

　　對于新聞輿論而言，引發的主體性媒介是新聞媒體，客體是新聞事態。因此，單純的新聞熱點不是新聞輿論，只是引發新聞輿論的事實因素。既然新聞輿論的本質是“輿論”，也就意味著媒體傳播的要么是多家媒體議程設置的共同話題，要么是對業已形成的社會輿論的反映，經過媒體報道進一步擴大。

　　與一般輿論相比，新聞輿論具有以下主要特點：一是必須依托新聞媒體，因此是有組織的輿論；二是比較權威，經過新聞媒體形成的輿論要比民間輿論更能引起普遍關注；三是有正向和負向之分，并非所有的新聞輿論都能引起正面效應，違背事實和社會心理的新聞輿論會引起負面效應。

　　至于“輿論引導”，是指政黨、團體通過大眾傳播媒介設置議程，構建框架，提供主流意見，以引導人們趨向其倡導的意識形態，使社會輿論按照預期的方向流動。“輿論引導”的主體是大眾傳播媒介或者輿論領袖（又稱“意見領袖”）等，而“新聞輿論導向”的主體主要是包括新媒體在內的各種新聞媒體。

　　新聞輿論導向之所以重要，關鍵在于可以使用引導或疏導的方式，消弭或者化解公眾的意見分歧，最終形成社會共識，而不至于因為方法手段的生硬粗暴，導致不同意見的激化甚至對抗。在我國歷史上，早在數千年前，就已產生類似于后世輿論引導的經典案例。春秋時期，鄭國大夫子產在“不毀鄉校”的一則典型事例中，否決大夫融蔑阻絕民眾非議的建議，不因為屬于公眾輿論的“庶民之議”而毀鄉校。他認為，對于人民議政的言論，就像防止河流決口一樣。“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注6）這說明他懂得民心和輿論可合理疏導而不可簡單地硬性控制，以免壅塞為患。

　　馬克思認為：“當報刊是匿名的時候，它是廣泛的無名的社會輿論的工具；它是國家中的第三種權力。”（注7）馬克思還比喻“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注8）。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召股啟事》一文中說道：“只有編輯部能夠以后一期跟著一期間隔時間更短地出版，這個企業才會完全達到自己的目的——經常而深刻地影響輿論，而在經濟方面也才會有很大的希望。”（注9）

　　任何在經濟上占有決定地位的政治集團，為了階級的利益，必然爭奪輿論的控制權和利用媒體引導輿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報紙最大的好處，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預運動，能夠成為運動的喉舌，能夠反映出當前的整個局勢，能夠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發生不斷的、生動活潑的聯系。”（注10）在《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一文中，馬克思甚至提出根據現實的斗爭需要“制造輿論”的必要性，即組織對革命有利的輿論：“‘自由報刊’是社會輿論的產物，同樣，它也制造社會輿論”（注11）。

　　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輿論導向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是黨對新聞輿論工作、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的直接體現。輿論導向正確，有利于人們形成共識、同心同德，有利于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輿論導向錯誤，會造成人心渙散、離心離德，破壞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甚至造成社會動蕩，危害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聞宣傳一旦出了問題，輿論工具一旦不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不按照黨和人民的意志、利益進行輿論導向，就會帶來嚴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損失。”（注12）歷史反復證明，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特別是進入互聯網時代，新聞傳播格局發生很大變化，輿論熱點頻出，各種雜音噪音不斷。面對眾聲喧嘩，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始終牢牢堅守主流輿論陣地，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推動改革發展、有利于增進全國各族人民團結、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輿論導向正確，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注釋：

　　1.轉引自姜紅《輿論如何是可能的？——讀李普曼〈公眾輿論〉筆記》，《新聞記者》2006 年第 2 期

　　2.〔美〕D.B. 杜魯門：《政治過程：政治利益與公共輿論》，陳堯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38 頁

　　3.夏曉紅：《梁啟超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4 頁

　　4.《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9 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5 頁

　　6.《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17 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17 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600 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 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8 頁

　　12.習近平：《干在實處 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