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扶貧，貴在精準

　　從“心里要有一本賬”到“下好‘精準’這盤棋”再到“下一番‘繡花’功夫”，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這場硬仗，習近平總書記從始至終、反反復復強調“精準”二字，確定了“精準”之方略。“精準”成為脫貧攻堅戰的戰略和戰術。

　　云南是全國貧困人口和貧困縣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國貧困程度最深、脫貧難度最大的省份之一，這里被稱為脫貧攻堅戰的“上甘嶺”。黨的十八大以來，經過6年多堅持不懈的探索實踐、攻堅克難，云南全省707萬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年均減貧超過110萬人，創造了歷史上最好的減貧成績，而云南取得脫貧攻堅階段性重大勝利的“法寶”就是精準。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精準”，是兼顧了大而全、小而專的精準，從“系好第一顆紐扣”到“穿上一身新衣”再到“從內而外改頭換面”，精準貫穿于始終。對于新聞扶貧，同樣如此。為扶貧開發歌而贊，為脫貧攻堅鼓與呼，新聞人在踐行“四力”的同時，更要把握精準之要義，堅持精準之方略，在新聞采編上力爭選題、采訪、調查精準全“十環”。

　　一、選題精準

　　脫貧攻堅戰的“精準靶心”就是六個字：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這就是貧困人口脫貧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標。靶向精準了，幫扶措施也必須精準，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才特別囑咐強調，“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要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質量，既不降低標準，也不吊高胃口。”對于新聞人來說，首先要從提煉選題這個關口嚴把精準關，否則將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

　　以義務教育保障為例。2016年，云南有12.46萬人得到學前資助，已基本覆蓋建檔立卡貧困家庭;14.85萬名普通高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獲準免除學雜費，實現建檔立卡貧困家庭普通高中免除學雜費全覆蓋。在這份成績單背后，有一些貧困縣是舉全縣之力甚至舉債“承包”學前教育及高中和大學階段教育。

　　習近平總書記怎么說?“解決義務教育有保障，就是讓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夠接受九年義務教育，但不是把學前教育、高中、大學都包起來。”

　　當個別媒體捕捉到這個“大水漫灌”式扶貧“亮點”時，如獲至寶，不惜筆墨之工，不吝贊譽之詞，事實上，這恰恰是在為“吊高胃口”唱贊歌。

　　記者在某深度貧困縣重點貧困鄉采訪中了解到，該鄉在教育扶貧方面已經完成了國家要求的控輟保學等相關硬性指標，但是深究下去記者發現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2017年秋季學期，全鄉9所完小加上4個一師一校點，一年級語文平均分僅有37.42分;數學平均分51.06分。其中，一個只有9人參加考試的一師一校點語文平均分14.22分，一所完小語文平均分為24.20分。

　　習近平總書記說，“義務教育一定要搞好，讓孩子們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讓孩子們輸在起跑線上。”可是，這樣的扶貧成果恰恰是只重數量，不重質量。這樣的扶貧選題記者不僅要做，而且要做透做實，這是敲警鐘而不是唱贊歌。

　　再以基本醫療保障舉例。記者在某省級醫院采訪醫療機構對口幫扶的時候，巧遇一位從深度貧困地區專程來到該省級醫院治療慢性骨髓炎的重癥患者。這位患者屬于建檔立卡貧困戶，由于所在地缺醫少藥耽誤了病情，面臨截肢的危險。院方出于人道主義免除該患者全部手術費和住院費，而且作為工作亮點希望記者予以宣傳。記者拒絕了這個請求并告知院方，這件“善事”只能做不能說，一旦報道出去將會使其他建檔立卡貧困戶陷入“福利陷阱”，同時給非貧困人口造成“懸崖效應”。

　　按照國家及云南省政策標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在定點醫療機構住院，鄉級支付比例為85%-95%。從95%到100%，雖然只有5%的差別，但絕不能簡單畫等號，更不能濃墨重彩宣傳“看病不花錢、看什么病都免費”。有些醫療機構在掛號和收費處專門開辟了建檔立卡貧困戶“綠色通道”，有些醫療企業提出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免費診治等優惠政策，這會助長“貧困光榮”“優待貧困”的消極思想，這種做法屬于“幫倒忙”，媒體更不應該將此類選題作為便民利民措施予以報道。

　　二、采訪精準

　　那么選題精準是不是就能確保“一準百準”了?并非如此。有些扶貧選題看似“高大上”，實際上深究下去會發現有不少問題。記者在云南某深度貧困縣蹲點采訪時，當地宣傳部門興奮地告訴記者，第二天在當地最貧困的一個鄉鎮有一場捐贈儀式，一家熱心公益的企業為建檔立卡貧困戶捐贈洗衣機。記者委婉地回絕了這個選題，并告知宣傳部門，扶貧不是福利，更不是慈善。宣傳部門回復說，捐贈對象都是屬于喪失勞動能力的孤寡老人，雖然也是簡單地給錢給物，但畢竟體現了熱心企業對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貧困戶的精準幫扶。

　　對于這個說法記者欣然接受。可是等到捐贈儀式結束，得到捐贈的“孤寡老人”居然一個人扛起一臺洗衣機大步流星走回家，記者當場傻眼了。憑著這把子力氣什么活干不了?整個捐贈活動到底是哪里出現了“精準”的脫節，我們無從考證，但記者細心地發現了“不精準”的這個細節，斷然放棄了這個選題，起碼從宣傳的關口杜絕了“不精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貧困群眾既是脫貧攻堅的對象，更是脫貧致富的主體。要加強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激發群眾積極性和主動性，激勵和引導他們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使脫貧攻堅具有可持續的內生動力。

　　在堅持群眾主體，激發內生動力方面，媒體責任重大、義不容辭，特別是要找準小切口、關注小人物、講好小故事。但筆者認為，面對類似選題，務必做到采訪精準，否則“高級紅”很有可能落入“低級黑”陷阱當中。

　　云南省文山州西疇縣，曾被國外地質學家斷言為“基本失去人類生存條件”的重度石漠化地區。在“搬家不如搬石頭，苦熬不如苦干”“小康是干出來的，不是等靠要來的”吶喊聲中，當地干部群眾一條心，靠雙手催生出改天換地的滄桑巨變。“西疇精神”是再合適不過的“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的“高級紅”選題。但是在個別媒體的報道中，卻忽略了“西疇精神”中黨委、政府以及黨員干部的引領帶動作用，一味執著地宣傳群眾感天動地的偉大壯舉，無意中造成了黨組織、黨員的缺位，容易給觀眾或者讀者造成錯覺，“如此貧困，如此苦干，黨員呢?政府呢?”

　　筆者在脫貧攻堅一線采訪時，多次遇到這樣的選題：為了懸崖峭壁上的兩三戶人家，花費數百萬元扶貧資金修一條路，可是如果只是把這幾戶人家易地搬遷出來，可能只需要幾十萬元。這筆賬誰都算得清楚，那么媒體是否還應該為這條路擂鼓吶喊呢?

　　對于新聞人來講，面對一個脫貧攻堅的選題，首先是從專業人士的角度仔細衡量這一扶貧措施是否精準，然后再從宣傳的角度去把選題做生動。

　　三、調研精準

　　在脫貧攻堅戰中，媒體主要應該發揮四個作用：一，報道某地的脫貧攻堅進展與成果，讓局部的成績為更多人所知，為當地干部群眾加油鼓勁，做好“拉拉隊”;二，挖掘可供其他地區學習參考借鑒的脫貧攻堅好辦法，好經驗，做好“大喇叭”;三，發現某地在脫貧攻堅中存在的實際困難，搭建幫扶平臺，呼吁外力支援，做好“聯絡員”;四，落實“三貼近”，踐行“走轉改”，在調研采訪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做好“觀察員”。

　　2017年5月，中宣部、國務院扶貧辦開展了“雙百三同”蹲點調研采訪活動，組織中央媒體百名左右記者深入全國百個左右的扶貧村，與當地干部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聚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筆者作為省級媒體派出記者，也參與了這次調研采訪。在調研中筆者發現，面對剛剛起步的中藥產業，某縣相鄰兩個鄉鎮的老百姓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一邊是捧起了“金飯碗”繼續擴大種植規模，另一邊則是避而遠之不敢再參與種植。經過一個月的調研采訪，筆者發現了背后的真相。簡言之，就是當地農業部門和企業在發展中藥產業上好心辦錯事，犯了急躁癥。事實上，在脫貧攻堅戰打響之后，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存在著急躁情緒，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脫貧摘帽要堅持成熟一個摘一個。既防止不思進取、等靠要，又防止揠苗助長、圖虛名。”

　　調研采訪絕不可以走馬觀花、蜻蜓點水，一定要沉得下去、待得下去，慢工出細活。如果調研不精準導致報道失實，那是記者的失職;如果調研精準但批評不當，則會挫傷當地發展產業的積極性，這同樣也是記者的失職。筆者字字斟酌、句句推敲，真實陳述、客觀評價，不去刻意批評誰，指責誰，而是就事論事，總結教訓，揚長避短。尤其是筆者在蹲點調研結束半年后，又再次回到新聞現場，看看整改效果，為當地的立行立改點個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輿論監督的出發點應該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于媒體而言，脫貧攻堅報道并不是只報喜不報憂，關鍵在于“憂”怎么報，媒體要成為參與者，絕不是質疑者、批評家。

　　脫貧攻堅是新時代的一項豐功偉業，是一部鴻篇巨制，也是歷練記者的最佳戰場。手中的筆，肩上的攝像機是我們的武器，我們必須把握精準之要以，堅持精準之方略，聚焦靶向，命中十環。